卢宣朗 写
杨爱源，来自山西五台县门限石村，他是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出来的。他当过晋绥军第六师的师长，还管过晋绥陆军的训练。北伐那会儿，他做了山西陆军第二军的军长，还是北方国民革命军右路军的副总指挥，其实是他管事，总指挥徐永昌只是个名头。到了1928年，他又成了第三军团的军团长，第三集团军整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还帮着委员长阎锡山干活（阎锡山还兼着别的职务）。冬天时，他调去做了察哈尔省政府的主席。1930年，阎锡山和冯玉祥反蒋时，他是第三方面军前敌副总司令，实际上还是他管事，总司令徐永昌只是个名头，他在陇海路上指挥打仗。仗打输了，阎锡山跑到大连去了，杨爱源就成了晋绥警备副总司令（徐永昌是总司令），临时管着山西的军事。那年冬天，山西的军队被张学良改编了，杨爱源变成了陆军第三十四军的军长，还兼任了山西“清乡”的督办，被授予了二级陆军上将的衔。陕北红军东渡抗日时，他当过晋绥军“剿匪”的总指挥，去拦红军。后来他又做了山西新编陆军的总指挥。1937年抗战开始，他做了第六集团军的总司令，还兼着三十四军军长的职务。1939年，他做了教导军的副总司令，帮着阎锡山管事（阎锡山还是总司令），还做了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，兼着第二战区各级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副委员长，帮着委员长阎锡山干活（阎锡山还兼着别的职务）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做了太原“绥靖”公署的副主任（主任是阎锡山），一直到太原快解放时，他才逃到南京，又转到台湾去了。杨爱源是阎锡山手下最铁的心腹。下面我就简单说说我知道的他的一些事儿。
“询问杨爱源在哪”
1917年，段祺瑞找阎锡山帮忙，让他派陆军第一旅的旅长商震带兵去支援湖南。杨爱源呢，是这支部队里第一团的营长。他们到了湖南湘潭那边，结果整个旅被敌军包围了，武器也被缴了。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最后只能叹气，嘴里还念叨着要打听杨爱源的下落，其他的事情都没问。从这事儿就能看出来，阎锡山对杨爱源挺关心的。没多久，杨爱源从俘虏营里逃了出来，之后他就升为了团长，然后一路顺风顺水，仕途很顺。
跟着商震一起售卖火车皮
1926年，阎锡山联手奉军和直军击败了冯玉祥，占领了绥远地区，然后让商震当了绥远的都统，杨爱源则带着第六师去了丰镇。因为打了好久的仗，平绥铁路一直不通，平津那边的货物运不进绥远，绥远的土特产也卖不出去。等仗打完了，商人们急着要运货，可铁路的车皮大多被军队控制着，他们只好想办法找军队买车皮。为了避免路上被税关敲诈，还得贿赂驻军，让官兵帮忙押运。从包头到天津来回一趟，车皮费和押运费加起来得好几万。商震刚当上都统的头半年，靠卖车皮就赚了400多万。杨爱源在丰镇也扣了一些车皮，跟着商震这么干了好几次，师部里有些人也捞到了点好处。后来这事儿被阎锡山知道了，说要严查。商震一听，赶紧把他手下专门负责卖车皮的中校副官都某给毙了，说是他私自偷卖，就这么糊弄过去了。听说要办都某的时候，杨爱源还给商震发了电报求情，商震回电说收到消息晚了，人都已经枪毙了。其实那时候都某还关着呢。这事儿训练总监也知道。
1926年，杨爱源当上了晋绥陆军训练的总负责人，他特别推崇孙子兵法中的“动作迅速、攻势凶猛”的训练方法。他不管是讲话还是到各部队视察指导，都硬性规定，距离200米外不准开枪。山西的部队在北伐等战斗中，比较擅长防守，这里面有他很大的功劳。
定县成功突破包围
1927年，山西的军队分两路去北伐，一路走京绥路，另一路走京汉路。杨爱源带着第二军的3个师（第二、第六、第十二师），还有3个炮兵团和半个机枪团（那时候山西总共就一个机枪团），从正太路出发，去拦截走京汉路的奉军。刚开始挺顺利，第二师和第六师接连攻下了正定、新乐、定县这些地方，一直打到清风店那边，才被敌人挡住了。军部和预备队第十二师到了定县县城后，被奉军的戢翼翘带着3个师给包围了。第十二师的师长杨效欧觉得定县城太大，兵力不够用，主张退到西关防守。打了5天5夜，阎锡山派第十旅卢丰年的一个营来帮忙，但没用。到了第六天早上，决定突围撤退。守西关的官兵都从西门突围，往曲阳那边撤，路过行唐、灵寿、获鹿这些县，最后退回了娘子关。清风店那边的两个师也同时撤到了井陉一带。在定县西关突围前，大家以为一出关就会有大战，伤亡肯定不小。结果出关后一个敌人都没碰到，真是奇怪！后来才知道，戢翼翘听说后方涿州被晋军攻占了，已经撤走了。杨爱源这次突围，可真是白忙活了。
大家批评、指责的中心对象。
因为山西北伐的军队里，杨爱源带的第二军人数最多，实力最强，所以大家对右路军期望很高。可当定县那边撤退后，整体战略转为防守，大家的指责就都落到了杨爱源头上。杨爱源觉得，北伐的计划一开始就定好了，每支队伍啥时候打到哪儿都写得很清楚，第二军完全是按计划行事，可其他队伍却没跟上（就连打涿州的队伍都晚了五六天），这才让奉军有机会集中力量打第二军。第二军按命令撤退，本来没错，现在却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，他觉得特别冤枉，就让我帮他起草辞职的电报。我跟他说，打仗嘛，输赢都很正常，打了败仗，大家指责；打了胜仗，大家夸奖。北伐战争我们肯定能赢，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，就是赶到黄河边，他们最后还是会失败的，没必要现在就这么生气。但他还是坚持要发辞职电报。第二天，阎锡山回电安慰他，还通知其他部队，说失败的责任在他自己，好让大家别再议论。这样，杨爱源心里才舒服了点。
察哈尔省的省长
1928年11月，阎锡山从北平给杨爱源发了个秘密电报，催他赶紧去北平。我和杨爱源一起去了，才知道阎锡山已经跟南京那边说好，要让杨爱源当察哈尔省的主席。于是我们立马转车去张家口上任。可省政府的秘书长和各厅的处长都是阎锡山直接安排的人，杨爱源以前是军人，现在刚开始管政务，看他们不太配合，心里挺不高兴。有一次，秘书处该办的事被秘书长栗酒敬给耽误了，杨爱源火冒三丈，亲自写了个命令要把栗酒敬撤职，还让我赶紧宣布。我好言好语地跟他说，政府办事的程序跟军队不一样，劝他别急；同时答应会去提醒栗酒敬以后注意，别再拖拉。杨爱源这才慢慢消了气，把撤职的命令收了回去，也就没闹出什么人事风波。
对打败蒋介石这件事心里没底。
1930年二三月份的时候，不少反对蒋介石的人聚在了太原，他们一个劲儿地鼓动阎锡山起兵反蒋，这种氛围越来越浓。
杨爱源有次从张家口回到太原探听情况，等他回到察哈尔省后，我立马跑去当面问他。他问我外界对当前局势怎么看，我回答说，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利益上考虑，现在都不能反蒋。他好奇地问为啥？我解释道：“想当初北伐时，奉军被我们赶出关外，老张（作霖）在皇姑屯挨了炸弹，小张（学良）哪能忘掉我们呢？但要是他帮我们反蒋，没啥好处，因为平津两地不可能给他；要是他帮蒋打我们，平津就轻而易举到手了，小张怎会放过这机会？所以我觉得，要打起仗来，奉军肯定会坐享其成。”听完我的话，杨爱源围着桌子走了好几圈，叹气说：“太原那边一心想着要打，我们要是说不能打，他们准骂我们是叛徒，没办法，只好跟着他们走，但前途希望渺茫啊。”
阎锡山卸任后，临时找人顶替他的位置
阎锡山和冯玉祥联手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失败后，阎锡山为了减轻蒋、张对自己的打压，保住山西的老家，决定辞职跑到大连去。他走之前，给杨爱源亲手写了封信，信上说：“星如兄（杨的别号），请转告启予（商震）、次辰（徐永昌）、萃崖、宜生（傅作义）、印甫（赵承绶）、子梁、毅如（杨效欧）、舒民（李生达）、治安（王靖国）、光甫（杨耀芳）各位兄弟：我决定不干了，以后政事归启予管，军事由次辰和星如负责，他们俩当晋绥警备的正副司令。希望各位兄弟能团结一心，好好应对，一起度过难关。”（信的大致意思是这样。）那时候，山西的将领们很反对商震，徐永昌手里也没啥实权，军政这一摊子烂事其实都落在了杨爱源肩上。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文，每天都送到杨爱源家里处理，杨爱源就成了这个过渡时期的顶替者。
蒋介石想要用钱拉拢杨爱源。
阎锡山下台后，蒋介石盯上了杨爱源在山西的影响力，于是玩起了收买的把戏。那时候山西经济困难，突然有一天，太原的祥记公司（孔祥熙有股份）悄悄给杨爱源送了50万大洋，说是南京那边电汇过来的；没过一个月，又秘密送了40万。杨爱源收到钱后挺纠结，觉得处理不好这事儿，可能会引起山西内部的争斗。于是，他召集了各位将领，把钱的事公开了，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分，每个部队都开了正式的收据去领钱。杨爱源把各部队的收据收齐后寄给了蒋介石，连句“谢谢”都没说。蒋介石这下子可亏大了，没挖到阎锡山的墙角，也没搅乱他的阵营，心里特别郁闷，后来就开始想办法拉拢徐永昌那些人了。
被张学良收编
1930年冬天，华北的那些非正规军队都被张学良（他当时驻守在天津）给重新整编了。整编的计划是，山西只留下四个军，分别是商震带的第三十二军，徐永昌的第三十三军，杨爱源的第三十四军，还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。但山西的将领们内部意见特别大，有的想让商震专门当山西省的主席，然后放弃三十二军军长的位置；有的又想让傅作义专门去当绥远省的主席，放弃三十五军军长的位置，大家争得不可开交，尤其是孙楚，闹得最凶。杨爱源为了不让山西内部闹分裂，就到处去调解，最后决定再增加一个护路军，让孙楚当军长，这才平息了这场纷争。
去攻打石友三
1931年夏天，石友三的部队从彰德朝河北的东北军进攻，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石家庄。那时候，山西的军队里，只有商震的第三十二军能带两个旅去攻打石军，其他的都想着接受石友三的提议，帮他打奉军。张学良知道了这些情况后，一边拉拢在正太路阳泉一带的宋哲元军（大概三万多人），让他们威胁太原，一边给杨爱源和山西各军的师长发电报，催他们快点表明要讨伐石友三。我记得那电报的大概意思是：我给你们拟了个讨伐石友三的稿子，希望你们明天早上6点前就发出去。这简直就是最后通牒。杨爱源晚上立刻召集各军的师长商量，孙楚、杨效欧他们坐在沙发椅上，气得直摇头，就是不肯发这个电报。杨爱源费了好大的劲解释，说要学总司令（阎锡山）以前处理省外事情的那种火候，现在还没到跟张学良翻脸的时候，再加上宋哲元还可能反咬一口，所以得忍着，还是把电报发出去为好。但将领们觉得张学良代拟的电报太逼人了，还是不愿意发。眼看天就要亮了，我提议说，只要同意讨伐石友三，电报里的词句怎么改都行，大家这才勉强同意改了电报发出去，总算是过了这一关。
山西地方势力的“自家节日庆典”
张学良打败石友三后，觉得山西的局势不稳当，所以在改组山西省政府时安插了几个奉系的人当委员和厅长，私下里还打算抢占山西的地盘。正好这时候阎锡山从大连偷偷跑回五台，说是回家探亲，其实想重新掌权。这样一来，张学良攻打山西就更有理由了。他一边利用那些反蒋失败后留在山西的杂牌军队，比如孙殿英、鲍刚、张人杰这些人来捣乱，一边又调自己的直属部队，打算从平绥、平汉两条路进军山西，前锋白凤翔骑兵师都已经到寿阳了，离太原只有60公里。太原那边情况很危急，里面的人意见也不统一。张学良不想真打起来，就在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发电报叫杨爱源他们去北平商量。杨爱源走之前偷偷让我准备好交接第34军的事情（他是这个军的军长），到了北平后就发电报说自己在德国医院治病，情况有多紧急可想而知。结果没过几天，日军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，全国上下都忙着抗日，张学良也只好放弃打山西的计划，把开到山西的东北军撤回去，反过来还优待和安抚山西的将领。除了原来山西的师长们继续留任，还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，孙楚为会办。我收到杨爱源当清乡督办的电报后，就转给北平德国医院的他，他回电让我帮他在太原发就职声明。没过多久，杨爱源就从北平回山西了。听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五六天找他谈话，说现在国家有难，大家得团结，不能再闹矛盾，进山西的东北军已经调走了，让他们赶紧回去。事情就这么突然变了。而且，原来要把阎锡山赶出山西的事也不提了，后来还让他当上了太原“绥靖”主任，他又重新当上了土皇帝，山西的局面还是老样子。所以有人说，九一八事变倒是成了山西军阀的“大喜事”。
新组建的陆军部队
从陕北红军跑到东边去打日本鬼子开始，阎锡山为了多招兵买马，一口气弄了20多个“防共保卫团”，后来这些团就改成了山西新编陆军，由杨爱源当老大，直接管着24个团，中间连个管理层都没有。我跟杨爱源说过，这样的安排打仗不方便，训练也乱套，特别是以后要是跟日本人干仗（那时候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，太原那边都觉得跟日本人的仗早晚得打），这些零散的团很难并到其他部队里去。杨爱源觉得我说得对，但就是不敢跟阎锡山提。结果七七事变一来，新编陆军的24个团全给拆开了，分到别的部队去了。杨爱源管的第六集团军，自己的队伍都没几个，打起仗来指挥都费劲。最后第六集团军抗战就是躲，日本人一来就跑。杨爱源后悔没听我的话，觉得当初要是把各团合成师就不会被拆开了。
顺着孙楚的意思来
杨爱源训练士兵挺有一套，但打起仗来就不太行。孙楚是他的老部下（杨当团长时，孙是营长；杨升为师旅长，孙也跟着升），而且这家伙挺机灵，一个作战计划能想出好几个方案来备选。所以杨爱源在打仗时经常听孙楚的，孙说打就打，说守就守，说撤退就撤退，杨自己很少拿主意。慢慢地，孙楚在杨面前变得越来越嚣张，特别是在将领集会上，对杨爱源的态度傲慢至极，旁人都看不下去，可杨爱源却像没事人一样。1938年，第六集团军总部在山西临县时，孙楚当了副总司令，跟杨爱源闹起了别扭，好几个月都不见杨。参谋处送来的文件，孙楚只是随便画个大圈就扔回去了。我得知这事后，劝杨爱源想办法解决。杨就邀我一起去孙楚那里看看，还一起吃了顿饭，三人像老朋友一样，之前的误会也都烟消云散了。太原的军人们都说孙楚这人难指挥，只有杨爱源能忍他，才能让他帮忙干点事，情况确实是这样。
指导军队代理总指挥官
教导军总部直接管理着13个旅，加起来有39个团。其中，7个旅和21个团是从以前的抗日决死队等改编过来的新队伍，这些队伍里的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，所以这7个旅后来都成了抗日的主力军。不过，阎锡山用的一些老旧军官，总是跟这些政治人员闹矛盾，每天都有好几份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的文件送上来。杨爱源看出了阎锡山的打算：他是想用这些新的政治人员给队伍注入活力，加强自己的统治。所以一开始，碰到矛盾时，他就说老军官哪能适应得了这些新派人物呢？大多时候都是不管不问。后来看到争吵越来越厉害，他才去向阎锡山请示解决办法。阎锡山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手令，说新军的军政纠纷都由他亲自来处理，别人不许插手。这么做是想让新政治人员安心，也让老军官别再赌气。教导总部接到手令后，就把所有新军军政人员的互控文件都送给阎锡山处理。但实际上，阎锡山所谓的亲自处理，也只是没办法解决，搁在一边不管罢了。到了1939年12月，那7个新军旅全部起义，离开了阎锡山，加入了八路军一起抗日。阎锡山在后来的干部大会上承认自己这次失败了，但他和杨爱源还是会骂那些军官都是废物。
当上了战区副司令长官那会儿
1939年，杨爱源升为了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，他和阎锡山一起在克难坡的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（在那之前，长官部是在宜川县秋林镇的）。那时候，第十三集团军的王靖国司令越来越受阎锡山的重用，他眼红杨爱源的位置，想把他挤走。王靖国的手下也开始趁机捣乱。他们先是因为杨爱源的特务团（就是警卫团）收留了王部某师的逃兵而大闹，还抓了特务团的一个营长拷问，杨爱源派人去询问和处理，却被他们拒绝了，这让杨爱源非常生气。之后，又有人匿名向阎锡山告状，说杨爱源排挤忠心的手下，包围副长官，如果不除掉他，第二战区就要遭殃了。杨爱源知道后，很生气地跟我说，这是王靖国他们在故意挑衅，想逼他走，让我先忍一两个月，一起去成都休息（他家在成都）。我劝他别灰心，让我离开，但他就是不肯。刚好阎锡山亲自写信挽留我，我拖了三个月，找了个理由才离开山西。在我还没走的时候，第七集团军的赵承绶司令从前线来克难坡，跟我聊起杨爱源最近做事不对劲。我问：“这些话是王靖国跟你说的吧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常有电报往来，所以我知道。”我把王靖国怎么想抢杨爱源的位置，怎么给杨爱源难堪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赵承绶，他才明白过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去找阎锡山说：“司令长官，你要是不信任副长官，就让他去后方休息，不然就应该维护他的威信，免得有人排挤他。”阎锡山听了，连忙否认，还当场宣布（杨爱源也在场），以后不管什么事，都要先送给副长官审核，不能直接找他。经过这么一闹，王靖国就不敢再想抢杨爱源的位置了，杨爱源也安心地当他的副司令长官，不去成都休息了。
趁着机会赶紧逃跑。
1949年4月，阎锡山见太原马上就要解放了，担心杨爱源会被抓住。于是，他特地在南京（因为阎锡山已经逃到南京了）花大价钱租了架飞机，飞回太原把杨爱源救了出来。可他却把最亲近的妹妹五姑娘和外甥梁化之都留在了太原（后来虽然又派飞机去接他妹妹，但因为解放军炮火太猛，飞机没法降落，他妹妹觉得逃不出去就自杀了。梁化之是在太原解放时自杀的）。阎锡山只顾着救杨爱源，这说明他们关系很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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